十月，每年十月的时候，唐努乌梁海，这片中国最北方的国土，便早早的进入了冬季，唐努力乌梁海的夏天很美，这里的内地难见的原始森林，有漂亮的高原湖泊，有肥沃的耕地，也有如绿毯般的草原。
可这里的冬天却是严酷的，零下数十度的低温，深达半米的积雪，当漫长的寒冬到来的时候，唐始乌梁海便进入别样的“美景”之中，可这种“美”往往只局限于文人的小说中或者诗人诗歌里。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冬季的酷寒只会带来种种不便，而对于习惯了南方湿冷天气的南方人而言，当漫长的冬季到来的时候，只会带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和中国任何一个北方边疆省一样，在内务部的“版图上”唐努乌梁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流放重地，源于执政斧时代的流放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间，非但没有被放松，反而被加强了。
只不过所针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在执政斧时代，也就是帝国元年时，针对的满清“忠臣录”中记录的汉族臣子的后人，他们背叛了自己民族，所以理应受到惩戒，对于他们的惩戒，则是将其流放，以充实边疆，扩大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在短短数年间，多达一千三百万人被流放至蒙古、唐努乌梁海、疆省，甚至于藏省。
而现在流放往往根据《保安条例》，将那些有可能威胁到治安的人赶出城市，更将其中的激进者流放至边疆省份，在过去的几年间，每年都有数千人因为保安条例被流放边疆省份。
“还有六个月！”
在唐努乌梁海大杨树村这个紧靠着大湖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的廖仲恺，看着木墙上曰历，有些兴高采烈的于心间自语着。
流放，他是在帝国四年被判流放，至今已经快六年了，虽说流放的曰子，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同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习惯了南方的温暖的南方人，他却很难适应这唐努乌梁海的冬天。
至今，他仍然记得在第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面对零下三十六度的低温，难耐酷寒的他甚至动过给美国驻华公使写信的念头，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所以，他希望由美国公使出面，带他离开这里，可最终强烈的自尊心却令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在过去的六年中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流放的岁月，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艰苦，在这里，作为“国事犯”的他，不需要像其它的流放犯一样，必须开垦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他每个月可以领取六元的生活费，尽管不多，可是在边疆却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他还是这里国民中学的老师，每个月可以领取五十六元的工资，这足以让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过上惬意而且富足的生活。
不过他往往会将自己的工资寄给妻子，然后靠着政斧发放的生活费维持自己的生活，用生活费的节余部分订报、购书，每年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这种惬意的生活，如果不是每周都需要到警察局报道，他或许会忘记自己被流放的事实。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太过寒冷，而且对未来满怀期待，或许他会向很多流放犯一样，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这里，然后认命的在这里以教书为生，可他相信，相信流放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中国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所以，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那些国会斗争的报道时，总会充满期待，那是对变化的期待，尤其是在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众所周知，管明棠的立场非常鲜明，他支持立宪，甚至于支持在中国实施虚君制。
在他看来，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总意味着国家在发生转变，尽管这种变化很慢，但总是在朝好的一面发展着，如果说在过去的六年中，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恐怕就是他从一个共和派的激进分子，变成了一个倾向于立宪的立宪派。
毕竟现在，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现在的体制，在绝大多数民众的眼中，相比于满清时代，现在的中国无疑更像是一个国家，国家的地位也远非满清时代所能相比，而且，绝大多数民众不需要再忍饥挨饿，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没有多高的要求，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是吃饱肚子，所以他们很知足。
而在廖仲恺看来，至少，截止到现在，单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没有谁能做的比陈默然更好，或许真的像很多人一样，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当然除去“民权的退步”，似乎一切都还不错。
如果国家能够真正实现立宪的话，或许……思索着，廖仲恺拿起刚刚送来的报纸看了起来，报纸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帝国时报》，尽管在中国政斧不能办报，不过《帝国时报》却是倾向于政斧，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等于中国的官方报纸，不过对于政斧每月在《帝国时报》发布五万元的广告一事，廖仲恺却是极为鄙夷，这是一种收买，但无论如何，从这份半官方的报纸上，总能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信息。
相比于很多人，廖仲恺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清楚的记住一年前只看过一遍的文章，一翻开报纸，他就看到一篇文章——《强国之道——举国皆兵》，看着这篇文章，他先是一愣，随后便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每晨五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艹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战时，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且军事化国民教育，不仅可强民强种，更可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有人对他的评价，“陈氏固然生于海外，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
在那个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千百年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
“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就曾如此说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后，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
八年前，皇帝和内阁政斧联合颁布的《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青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
而在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六年前，因疆省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发叛乱，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质”、“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